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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条土布腰带，当众操作纺车。

甘地教导说，将不合作主义和抵制运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地方自治。

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这些教导并按教导行事，英国统治的日子就不会长久了。

伦敦政府努力阻止这场正在集聚起来的风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确立了通称为"两头政治"的行政体制。

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与过去大致相同，拥有一个委派的总督、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成员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员是通过范围极其有限的投票选举产生的。

两头政治的原则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个省政府均由一个委派的省长、一个指定的咨询会议和一个立法议会组成，省立法议会70％的成员是通过极受限制的投票选举产生的。

重大事务"保留"给省长及其咨询会议处理；次要事务如公共卫生、农业、医疗救济和教育等将"移交"给印度部长们处理。

人们推测，如果这种"两头政治"即责任的分开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务从"保留"名单转入"移交"名单。

甘地领导的国民大会党拒绝接受英国人的改革建议，这一定程度上是对戴尔事件的一个反应，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愿意同印度教徒合作。

印度穆斯林认为英国及其盟国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塞夫尔条约》过于苛刻，他们对这一条约感到震惊。

为了向被围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们发动了所谓的"基拉发运动"。

甘地抓住这一机会与穆斯林达成了协议，于是，所有的印度人这时都团结起来，既要求修订《塞夫尔条约》，又要求印度自治。

1920年9月，他们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

这种反应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渐失去了控制。

甘地坚决主张严格的非暴力主义，但罢工和暴动却在许多城市发生，在农村，农民们也起来反对地主和放债人。

1922年2月4日，动乱达到了顶点，当时，起义的农民进攻了乔里乔拉地方警察局，杀死了22名警察。

大为震惊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他还是被逮捕并被判了6年徒刑。

两年后，他因身体不好而获释，但这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乱和穆斯林热情的冷却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和提出强有力的世俗主义纲领而感到沮丧。

甘地获释出狱后好几年没有涉足政界。

在这期间，新的、更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正在出现，其中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到这时为止，国大党领导人就其出身和观点来说，基本上是中上层阶级。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倾向的工人团体开始出现。

这一趋势导致了国大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发展，导致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全印独立联盟的成立。

全印独立联盟的显著特征是：它不仅要求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而完全独立。

而且要求在印度内部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

正加尼赫鲁所写的那样："国大党中过去经常看布赖斯所写的有关民主主义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马志尼所写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阅读所能到手的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的书籍。

"

尼赫鲁本人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实例。

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读书，1912年取得律师资格。

回国后，他投身于为自由而进行的民族主义斗争，成为甘地的追随者和敬慕者。

然而，尼赫鲁完全不同于他的这位神秘的、苦行主义的领袖。

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位坚信科学技术是将人类从存在已久的苦难和愚昧中解放出来的工具的人。

后来，尼赫鲁与甘地分手了，因为甘地拒绝接受现代世界，他指责说："解救印度的办法在于忘掉印度在过去50年中所学到的东西。

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全得废弃，所谓的上层阶级必须自觉地、虔诚地、慎重地了解简朴的农民生活，懂得这是一种给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

……每当我坐上火车或公共汽车，就感到我这样做是在亵渎我的良知。

"

不过，尼赫鲁承认甘地在唤起印度农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

即使是因个人竞争和学说上的争论而分裂的国大党，也还得依靠甘地。

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并说服国大党接受了激进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项妥协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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