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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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今天时髦的术语，二十年代正出现了“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势”

。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重心虽然放在文学革命上，提倡“文学的革命，革命的文学”

，由“五四”

引发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却更胜于文学运动。

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先在上海出现。

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年便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策动香港海员大罢工，策动京汉铁路罢工亦即惯称的“二七”

惨案，以提高工人待遇和民族主义作号召，掀起工人运动。

同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也在积极扩充中，团员人数膨胀到四千人以上。

历遭挫折的国民党，逼于孤立无援的形势，兼受苏联十月革命的诱惑，通过陈独秀的介绍，自一九二0年，苏联代表沃亭斯基到上海，和孙中山会晤，双方搭上线后，从此一拍即合，不绝如缕。

一九二二年，越飞答应以协助国民党建军为饵，共同携手，奠定了以孙越联合宣言为背景的国共合作的基础。

宣言发表不久，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纪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的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当选为中委和候补的共产党员占了总名额的三的之一（当选中委的有谭平山、张国焘、林祖涵、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于方舟、韩麟符、于树德），而最重要的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及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却都在共产党员的掌握中。

苏联的军事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等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实际上是一切以鲍顾问马首是瞻的苏联势力范围。

广州和上海，虽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两者却都是行动的中心，甚至，上海在思想战线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势力的荫庇，远超过发号施令的军政重心广州，作为东西文化汇集的重镇，颇陈百花齐放的景象。

宣传共产主义的有《向导》、《新青年》，鼓吹新文学的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

《民国日报》为国民党发言，《时事新报》反映研究系的心声。

作家马彬，在其《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作了如下的陈述。

“……西洋学说，于此时介绍到中国来为最多，‘无政府主义，也于此时出现，共产主义自然成了最热门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文学理论，先后输入中国。

以上海为中心的知识青年，读者的兴趣被启发了！

学术界空前地呈现辉煌……。”

接着，他提到当时的上海：

“总之，在北伐前的上海，颇有我国百家杂陈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样的理论都公开地推陈出来，在文学上，也五花八门，这是激烈进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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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年的时间，经国躬逢其盛地，正生活在这激烈进步的上海，除非他是政治冷血动物，随着那诱人的环境，往昔“书中自有黄金屋”

的旧境界，还能满足他吗？假使我们无法推翻社会学家“人是环境的产物”

的理论，面对这样波斓壮阔的时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毫无疑义的，会在他洁白的心灵上，起着强烈的感染作用。

自然，这些变化，是负责监护的王、竺两位所无法理解的。

足资查考的记录，经国在上海求学的过程中，一九二二年“仍在万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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