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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下层爆发了革命，由于这一革命无法预测，因此，赫鲁晓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苏联红军。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开始出现骚动，当时，一大群示威者在波兰事件的激励下，要求拉科西辞职，让位给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

秘密警察的反应是向示威者开火，从而使抗议示威转变成一场公开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纳吉一下子当上了总理，并使他作出了种种许诺、采取了种种行动。

而这些许诺和行动都是苏联人所无法容忍的。

为了抚慰很快就不仅活跃于首都、而且还活跃于各省的示威者，纳吉邀请两位非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内阁，废除了集体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应举行自由选举，并说服苏联人将他们的坦克撤出布达佩斯。

这一切并没有满足革命者的需要，他们这时进攻共产党总部，甚至不时袭击正在撤退的苏军。

这样做时，他们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苏的立场。

和波兰人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自治。

相反，他们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摆脱莫斯科或《华沙条约》的约束。

这些发展对苏联在东欧的安全体系构成了无法容忍的威胁。

11月1日，苏联人掉转坦克，重新开进了布达佩斯。

于是，纳吉总理立即直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家，拒绝摸受《华沙条约》，并向联合国发出了呼吁。

外界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为美国正忙于总统选举，法国和英国正在远征苏伊士。

革俞者被势不可挡的力量制服，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共产党独裁政府宣告成立。

苏联人虽然能为所欲为，但付出了在道义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败的代价。

匈牙利工人和学生朝苏联坦克扔燃烧瓶的情景使许多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觉醒。

这与共产党人原来所梦想的国际无产阶级兄弟关系相差太远了。

苏联人的做法对西欧知识界的震动特别大，西欧的许多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这时交出了他们的党证。

苏联人完全明白这种消极反应，急忙赔礼道歉。

在匈牙利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改变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

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以"国家主权、互利与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他们提议修改《华沙条约》，以便将苏联军队撤出东欧。

这既不是苏联人的仁慈，也不是他们玩世不恭的骗局。

相反，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作为无耻的干涉者和占领者遥遥无期地继续驻扎在东欧。

或许，19世纪的沙皇能经受住被全世界指责为东欧"自由的刽子手"的责骂。

但对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在一个有着大众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们的见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时代里遭到这种指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

赫鲁晓夫逐渐改变对邻国的政策，直到与邻国建立起真正新的关系。

在这以前，各卫星国不仅被斯大林蓄意切断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断了相互间的联系。

此外，它们还因对苏联有利的各种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而受到无情的剥削。

克里姆林宫让东欧不加区别、毫无经济意识地执行其"工业化、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命令。

在东欧这一地区，到处是斯大林的"累赘"——巨大的工厂，这些工厂很难弄到所需的原料，其产品也只有通过向工人支付标准以下的工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因为许多新工厂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从事军工生产，公众的负担越来越重。

甚至农业也因强迫实行集体化和强制种植诸如棉花和亚麻之类的经济作物而遭到破坏。

最终结果是，整个地区食物不足，消费品短缺，失业者很多，工资极低，生活水平相应地下降。

应该指出，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动乱，最终导致了1956年的剧变。

1956年以后，这一模式发生了迅速、重大的变化。

贸易条约和发展协定被重新商订，并被制订得更加公平合理。

各国都能逐渐对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进程作出自己的决定。

工业不必再同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工业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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