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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诸从属民族的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由于同意大利、巴尔干半岛诸国及协约国的一系列战争，他们为使帝国西方化、为使帝国复兴而作的种种努力却遭到了挫败。

有效的西方化必须等到土耳其共和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之时再实现。

在亚洲另一端的中国也经历了反对西方干涉和本国软弱领导者的革命。

既然是这样，俄国败在日本手下的惨状就特别令人兴奋，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此外，中国有大批学生在日本留学：1905年有8000人，19o7年达17860人。

因而毫不奇怪，孙中山后来这样宣称："我们认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是东方对西方的胜利。

我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就是我们自己的胜利。

"继这场战争之后的俄国革命也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中国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国的事件看作是满清王朝可能要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

他指出，沙皇俄国——"世界上唯一的专制国家"——已无法避免革命。

他断言，既然罗曼诺夫王朝所处的地位比清朝所处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后者只有立即进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满族人没有注意到这一警告，结果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一场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见第十六章第五节）。

没有人能预见到在1911年的起义之后会出现几十年的混乱和苦难。

但这里所要指明的一点是，中国革命的目标同早些时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标一样，是要采纳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则较少地受到这些年动乱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远离动乱的中心，而且也因为英国的直接统治带来了抑制动乱的影响。

然而，即使是温和派领袖达达巴依·瑙罗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国民大会党提出了下列尖锐的问题：

正当日本已经觉醒、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正在觉醒、俄国正在为摆脱专制统治而斗争的时候，英帝国的印度自由公民——最早创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还能继续处在专制政治的枷锁之下吗？

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尽管1914年时欧洲的全球霸权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永久的，但实际上，它却正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方面受到挑战。

这种挑战有时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中亚，一些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正开始要求摆脱英、俄统治而独立。

这种挑战有时又是间接的，矛头是对准衰弱的奥斯曼王朝、卡扎尔王朝和满清王朝，因为它们未能击退西方的入侵。

在1914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欧洲列强能够镇压反抗，其手段或者是直接诉诸武力，或者是支持伊朗国王反对伊朗议会、支持保守的袁世凯反对激进的孙中山。

然而，这一早期的反抗的确是一个开端——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这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以破竹之势前进。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各工业化国家将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发革命。

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不断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生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些投资将持续下去，并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象其西欧母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年）中写道："工业化发达国家结果却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

"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各殖民地走向工业化和繁荣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业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

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

实际上，在一封致他的挚友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担心一旦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强盛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攻击并"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完全相反。

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

这样，历史把马克思的结论整个颠倒了过来。

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投票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力来增加其工资，并组建福利国家，从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救助。

因此，西方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

第二个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

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现来自海外的竞争，因而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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