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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4年时，已有总吨位为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只装载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

几条运河的开凿便利了世界贸易，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1869年）和巴拿马运河（1914年）；前者将西欧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4000哩，后者将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减少了近80o0哩。

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的建成打开了诸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敷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o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诸大陆这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

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1851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额增加了12倍。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中得益最多。

虽然得不到有关全球状况的统计数字，但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区的生活水平是欧洲宗主国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更准确地说，我们知道，英国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其生活费用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内，工资却略略增长了5%，从而使生活水平提高了35％以上。

西欧其他国家在这些年间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传统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急速地影响了殖民地地区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货币在较早的时期里就已得到使用，但只是以一种辅助的方式被使用；那时，农户进行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

可能已有人在当地市场上出售少数农产品，但并不是为了赚钱。

相反，其目的只是弄点钱纳税，或者买一些必需品如盐、小件铁器等。

由于人们常常通过简单的物物交换来进行交易和履行纳税义务，所以，根本没有货币转手。

但是，随着欧洲人及其铁路和机制商品的出现，以及他们对粮食和工业原料贪得无厌的要求，一种新的市场经济被引进。

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而不是为自己和邻居而生产这本身又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这时已在这种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支配。

封闭的、静止的自然经济向充满活力的货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对生产能力来说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响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令人不快的。

19世纪中叶克罗地亚一位农民的以下这番具有讽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万农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鸣：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

贤哲告诉我大车行驶不需马拉，

富丽堂皇的船只无帆无风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样快，

神奇的医生能截肢而病人却不叫唤也不痛，

新闻通过环绕地球的电线能在一瞬间传遍世界，

镰刀自动收割，纺车自行转动，铁犁自动开沟，

而我们仍象过去一样渴望得到面包。

欧洲的入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不过，这时智力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

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地、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

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写于1925年的以下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

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给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住。

个人公民权的授与、私人裁判权对传统权力的取代、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一个东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况下突然而有力地到来；这个东方民族不知道远古习俗和古老传统的训令，同样也不知道要履行的义务。

……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

……到时候反作用力就会突然出现，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中去，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风俗是不为已经流逝的时代的影响和现代生活的力量所约束的。

四、白人的责任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

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

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

因而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的罩在来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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