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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

它并没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

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

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

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员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知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

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

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

、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

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不过应该注意到，18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

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明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

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

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

"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

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

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

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

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

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

这种对国家的新的忠诚的性质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宾派士兵给他母亲所写的以下这封信中：

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

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

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

我确实知道，你和我们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这些看法。

你和他们都没察觉到遭蹂躏的祖国的呼唤。

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给培养出来的，我在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虽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就我而论，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的原则不仅铭记心头，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统治天地万物的上帝乐意让我保持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将继续留在我心头。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

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

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

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zo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

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

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士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

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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