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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名，有时连幕府将军本人，都成为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债户。

一个原因是，要在江户维持落实人质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笔开支。

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村阶级亦受到损害。

因此，国家财富愈来愈流入商人的银柜。

商人在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画和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

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

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

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

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

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

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合为一体。

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

八、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

最早来的是一伙葡萄牙水手，他们因船只失事而漂抵日本岛，时间在1542年，即德川幕府创立前约半个世纪时。

当地大名对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极深，学习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这也是日本人的特点。

继最初的接触之后，葡萄牙商人经常来说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中介贸易可牟取厚利。

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

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

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

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

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

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

到1582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15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

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

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

1587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

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

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行动而无须担心失却贸易。

而且，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互相极力捣鬼。

例如，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对他不满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统治。

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

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

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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