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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

如今，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

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

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

14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35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60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

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

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六、信仰的时代

西方中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

从罗马陷落到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在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

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

的确，修道院的修土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

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教会是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

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

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

此外，它们不象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

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

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

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建立了一些大学。

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

这一培养重点是自然的、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

但是，12世纪，当有人将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的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后来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这一限制受到了挑战。

这些著作的翻译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论的自然哲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

如今，他们的问题是要使这一哲学同传统的基督教的设想和教义相一致。

实质上，早些时候，穆斯林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加扎利和阿威罗伊就已遇到相同的问题（见第十四章第七节）。

他们的方法出自二难推理，是"双重真理"论，即较高的神学的真理和较低的理性的真理。

在寻求亚里土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相一致的方面，著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学杰出的多明我会修道上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

在其主要著作《神学大全》中，他阐述道，亚里士多德详述了理性的真理，教会的箴言详述了宗教的真理；这两个真理虽在信仰的基础上被争论不休，但最终必须相一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真理必须支持和赞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条的真理。

这也是他在《反异教大全》中着手论证的观点；《反异教大全》是一部经院哲学综合思想的名著。

他用论述每一论点的正反引证和最终总是支持正式教义的观点，构成了一个综合结构："……人们临终时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动力。

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

因此，人类最终是要知道上帝。

……"于是，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存在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在人民的脑海中萦绕。

这一神学展示出中世纪世界的等级性。

社会、自然界和宇宙以相似的等级关系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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