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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国教会的原则是因袭的、公认的，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按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

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

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

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

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

自满和相当注重内部的。

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朝的中国（见第十七章第五节）。

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

不过，君主坦丁堡的大学时有时无，其作用也不正规，因而缺乏中国大学那种连续的有效性。

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

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

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评议。

"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

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

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

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

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

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

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

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

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

……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

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

…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

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

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

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

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

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

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

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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