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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

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

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以致使尼禄相信，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开始历史上对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

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

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

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

虽然罗马旧贵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居统治地位。

正象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

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付神圣的架式。

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

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

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镇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

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

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

实际上，他们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

他们作巨大努力的最后结果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

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的大规模入侵。

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

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军官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

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充当应对"陷落"负责的工具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

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

"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证明其正确性，尤其是如果至今还记得：在较早世纪中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无数小部落后来合并成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较大的政治单位。

然而，即使那样，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除一切。

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开德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机质性病是经济。

"实际上，这一"机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

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

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

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象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象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有害且多方面的。

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

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令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可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缩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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